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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夫纳“投名状”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6-05-08 14:38 查看:
秦晖:暴力搞土改是逼农民纳“投名状”

[摘要]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

中共土改,为了什么?

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战争”,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最要害的因素吗?国共两党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吗?内战期间国民党失人心,共产党得人心是因为分了土地吗?这场内战以共产党胜利告终,这与土改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共双方都不太器重“土地问题”

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显然有非常大的差别,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要比国民党激进得多。但如果依土地问题剖析当时中国各支力量的话,国民党绝不是最保守的。国民党当然是反对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识状态中还是有所谓“平均地权”的内容。只管很多人指出,因为国民党基层有很多既得好处者,因此贯彻这个意识形态有很多阻力,但是不论怎么说,国民党的理论中有这个意识形态。当时认为连和平土改都不用要的保功势力是第三方,所谓的第三方,就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势力,比方民盟。民盟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自在主义者,一部分是传统文明本位派。资本主义经济学强调保护产权,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没收土地这种做法肯定反对;传统文化本位派就更不必说了,原来就认为传统乡村非常美妙、协调,有丧尽天良乡绅,按照儒家的伦理把这个乡村治理得语无伦次。而乡绅用共产党的话叫做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这个词在国民党的语汇中也同样在应用。所以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最激进,国民党次之,第三方最守旧。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两党为了解决他们的纠纷,进行了非常庞杂的谈判,他们谈了很多问题,中心问题就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军队”,无非是共产党可以有多少军队,共产党可以占几把交椅。政治民主化、部队国家化,当时国共两党都认同,差别在于共产党认为先搞政治民主化再搞军队国家化,就是国民党要先废弃一党专政我才干斟酌我的军队怎么处置的问题;而国民党的理论是先搞军队国家化再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要先把军队交出来,然后我才开始搞民主选举。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除此之外还争了很多问题,甚至国共两党之间花了很长时间探讨怎么管理黄河。1943年到1947年国共会谈的文件有几百万字之多,一个字都没有谈土地问题。

中共土改学的不是马克思经典

中国的“土改”是学习列宁教训,而非马克思主义。1861年,俄国搞了一次私有化。这次私有化是典范的显贵私有化。用国家权利将农村公社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割出来交给了权贵。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搞了一次MBO(治理者收购)。当然,1861年的改革从方向上讲是提高的,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途径,给农民自由、把土地摆脱出来。但是过程很不公平,这当然就会遗留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假设资本主义会歼灭小农,待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小农变成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在这种基础上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专制的国家搞土地国有化就是恢复“亚细亚出产方法”,是非常反动的行动。普列汉诺夫曾经讲:“假如依照民粹派的做法搞人民独裁,而后由国家把土地掌握起来,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如同古代中华帝国和秘鲁帝国。”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践非常强调“一定要经由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呐喊资本主义热闹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要高。

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更是所谓的“警察式私有化”,就是把1861年以后剩下来这一部分农村公社也解体掉,这就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这种不满被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就此马克思主义者就展开了一场讨论:如何对待农民的不满。农民反对斯托雷平私有化,从实质上看是“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的理论是“农村公社应当解体”。但是农民的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崩溃方式是剥夺农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便看准了农民的情感是可以应用的,因此他主张解脱教条“跟民粹派抢潮头”。

俄领土改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功绩

1917年,布尔什维克并不节制农村,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重要是城市党,甚至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士兵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农村没有多少力气。革命在农村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在的材料显示:“87%的土地调配是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前由农民自发实现,所谓农民自发就是基本上是由农村公社来搞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建破政权时,土地已经分完了。农民不懂什么地主、贫农的阶级划分,更没有搞你死我活,只是把土地拿回来就是了。通过这样一场土改,俄国构成了传统农村公社的一统天下的局势。讲得简单点,俄国农村很大水平上回到了斯托雷平改造以前的状况,绝大部分土地是属于农村公社所有,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直到1927年,俄国农村还有95%的土地属于乡村公社,私有土地很少,农民集体主义异常发达,这种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度对农夫的请求对峙,布尔什维克要搞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就是国家把农村把持起来,农村中的食粮能够随便调走,他要做到的是这一点,他为此就要搞集体农庄。1929年的集体化搞得十分血腥,俄国农夫对群体化的抵御是无比之惨烈的,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的农民战斗”,俄国把一百多万富农给放逐了。有人说这是极左,从今天看起来也不能简略那么讲,当时之所以搞得那么惨烈,确实跟农民的对抗很强烈有关联。为了捣毁这种传统集体主义,要树立官方集体主义,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农村开展阶级奋斗。在俄国阶层斗争不是土改时搞的,而是集体化的时候搞的。

1929年的农村革命,实际就是一次在农村中展开阶级斗争,崩溃乡村传统认同,肃清民间组织资源,建立高度科层化官方控制系统。这套农村改革模式在俄国不是和土改同时进行,而是和集体化同时进行。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中国地主绝大多数是2000年私有制下形成的老百姓,只不过是比较富。一般农村和布衣地主之间本来恼恨并不大。这与俄国的情形不一样。当时俄国这个过程中发生的阶级斗争舆论已经回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传到了中国,然后由中国去发动中国的农民对农民进行流血斗争,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的革命史。

公民党为“抗战”把农民得罪光了

对农民来说,他们不爱好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是抗战期间非常凸起的景象。在抗战之前,农民在国共之间的偏向性并不是非常显明,这也是土地革命没有胜利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农民的抵触的确变得很坏,一个很重要的起因就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苛捐杂税急剧增添。抗战期间国民党财政状态有了很大变更,抗战以前国民党的财政基本上是靠东南沿海互市城市,那个时候田赋属于地方财政,中心财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战就不一样了,东南沿海国民党本来一些财政基础都没有了,国民党把它的全体负担移到农村。而且为懂得决战时财政问题,抗战刚一开始就履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而且为了田赋增收,开端扩大乡村组织,搞了很多基层干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和共产党搞的农民运动一样,搞“痞子运动”,搞一些很横的人管农村,可以想像这些农村干部做了什么事,主要就是要钱、要粮、要命。当时乡村中有头有脸的人也没有多少人乐意干这种事,因此国民党基层干部跟农民关系的确很坏。

曾经有人统计了民国时期三千多起农民动乱,绝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没有多大关系,都是跟国家的行为有关系,都是跟基层干部的腐朽、巧取豪夺、贪污公款有关,始终到土改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党发动“土改”让农民诉苦,看农民诉苦的材料就会发明,绝大部分诉苦诉的并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诉的都是官府的苦,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所谓的政治压迫,所谓政治压迫就是国家的横征暴敛,而地主经济盘剥这种诉苦案件是很少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打仗会增长农民负担,共产党也要打仗,而且共产党打仗负担也是来自于农民,为什么农民同情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农民对共产党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清廉,统治本钱要低。

就全国而言,内战期间共产党统治区农民负担平均比国民党统治区更重,因为共产党统治区究竟比较小,而且穷的地方比较多,国统区地面比较大,还包含江南那些富饶的地方。但是,中国国家财政同一调配能力是很差的,很难从一个地方征收资源用于另外一个地方,而当时国共内战主要波及地区,比如华北、山东、苏北、陕西、山西,国共两党农村基础都差不多,大家都就地征粮,老百姓还是欢送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比较腐烂,统治成本比共产党要高。

暴力土改叫农民纳“投名状”

通过打仗来篡夺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我们时常讲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讲讲可以,真的要落切实什么条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只有民主选举。好比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选举时我就会投共产党一票。但如果是国共两党打仗,即便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我愿不乐意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克服者一方与其说要博得民心,不如说要尽量动员资源。战争输赢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可能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违心投你一票,未见得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这是非常简单的情理。固然老百姓同情共产党,讨厌国民党,这一点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强度的动员,这个同情是不够的。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需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意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过统计,全部土改活动中70%的流血是产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效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役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光的处所。抗战时代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依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正累赘。总而言之,仍是要把地主根本上剥夺了,只不外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长短常之疏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偏偏是老区土改,简直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许多资料显示,晋绥边区土改流血比较厉害,说那里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极左。康生当初被以为是一个坏人,因而他搞的土改就比拟好说。可是咱们要知道,晋绥边区毫不是最左的,绝不是流血最多的。晋冀鲁豫地区土改也是村村死人。说晋绥边区的土改是康生搞的,毛主席不晓得,这怎么能服人呢?晋绥边区跟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河之隔,晋绥边区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派出去的,一个是毛主席的大秘书,一个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当时,《国民日报》在土修改员时曾经登有一个案例,说的是辉县二区南平乐村。这个地方已经搞过好几轮了,都认为搞得差未几了,但是还不够,有几家地主没有斗。最有意思的是说:“如经地(经营地主)张自若,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就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经地丁国平,人九口,地五十一亩四,实在经地丁国平人均收入连平均都达不到,因为通过张自如的例子可以算出均匀值,“但是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老师,儿子当教师,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穿着干清洁净,整整洁齐”,这就认为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不断地查、一直地斗,必定要斗死人。每个村都建立了各项数字统计表,统计显示了大众打死人的数目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斗争果实中土地是很少的。如河南这个土改点,全村两千多亩土地中只有161亩是成功果实,也就是说有7.2%的土地被从新分配,可就在这个113户的小村落就有七个人被干部打死。吴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500多亩是斗争果实,但是这个村被打死20个人,其中地主14个,还有5个是间谍,1个是恶霸,在这个斗争当中有18%的人流亡了。

老区土改出现的逃亡是非常严峻的,国共双方都有统计数字,我在台湾看过国民党方面的统计数字,数字差不多 新金沙网址,大概是20%。这场土改运动的结果是斗死了2%的人,斗跑了20%的人,这20%的人逃到国民党那里,大家想想会造成什么样成果?这些人就是我们常常谈到的“还乡团”。在国民党称他们为匪区难民,怎么看待他们是非常头疼的事。国民党有人主意是武装这批人,支撑他们打回去,他们可以成为国军的人民基础,可以提供各种情报等等。后来经过探讨,这个打算被否决了。国民党感到如果这样做就得罪了80%的人,反而很蹩脚。后来的成果证实国民党很失策,不支持这20%的人,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但是如果支持这20%的人,你就和80%的人站在对立面。国民党最后没有组织他们还乡,让他们自谋前途,结果这些人很多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颠沛流离,其中有相称一部分人也变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权势。

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农民兴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利益,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性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田地呢?一个4075人的村庄,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到达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踊跃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动员不起来了。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核心,动员党政军民的气力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情愿,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思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造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气氛,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在土改中分的是谁的土地呢?一部门是地主土地,还有另外一个局部就是分掉农村中的族庙公产,把传统农村中作为传统认同象征的社区公有土地彻底毁灭,实现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化。这样土改当前的中国农村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小农私有制。

1929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公社的基本上搞集体农庄碰到了极大的阻力,要流血成河,付出惨重代价才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小二私”,完整不集体主义的背景下,却很轻易从“一小二私”变成了“一大二公”。俄国1929年集体化的时候暴发了良多农民暴乱,仅仅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域就有70万人,苏联出动了大批正规军,出动了飞机、坦克,还涌现了红军哗变。但是,中国在集体化进程当中却要镇静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由于土改中的鱼死网破,一个方面供给了高强度发动机制,把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面,把传统的城市认同一扫而光,使得农村社会彻底损失了自主管理才能,甚至于到了1960年呈现饿逝世多少千万人还基础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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